传说景颇族的过去，最先是男子出嫁。但是后来由于男人出嫁的时候，总是丢三落四的，不是忘带了长刀，就是忘带了烟盒、弓弩，几次三番地跑回娘家去取。这样一来，女人就生气了，说：“我只拿一个拈线筒就行了。还是我嫁到你家去吧。”从此，景颇族才改为女子出嫁。[9] 这个故事中，我们没有看到矛盾和斗争，却看到两种婚姻形式突然的转变。这里所描述的是由于女性体谅男性，所以决定由娶入男方的方式变为嫁给男方，但事实远非那么简单。男性嫁给女性，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“入赘”，是父权制与母权制斗争过程中，男性的一种妥协。 入赘后，要改随妻姓，所生子女也随妻姓。在入赘时，通常要写一份卖身契，就连解放后我国西南地区还有这样的遗俗，如入赘时写：“祖上无德，小子无才。到了而今这一辈，上无片瓦遮身，下无寸土立基。自愿改名换姓，投罗（女方姓罗）女士膝下为婚。弯刀一把，皮绳一根，上山砍柴，下河背水。如有不从，乱棒打死，亲戚不得他言。”[10]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入赘婚的男性根本没有地位可言，可以说主要身份是长工而不是丈夫。当然，这与上古时期的“男嫁女”有着本质的区别，那是母权制的影响，而这却是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造成的。在此以它为例只是想表述入赘婚后男性地位之低下，这方面大概古今无异。 随着父权制的崛起，男性不愿再做上门的女婿，而要娶女子为妻，并领导整个家庭。最终随着父权制的确立，女性才不得以的说“还是我嫁到你家去吧”，但决不会像文中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女性的体贴所致。 再看文中所描述的婚姻中，男女双方过门所携带的东西。男性有长刀、烟盒、弓弩等等，女性只有拈线筒，这就充分说明了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，生产工具种类的多少，就说明其在生产过程中所能参与的劳动种类有多少，进一步来说，就是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如何。文本中没有说明男性究竟有多少东西要带，可是明确的指出了女性所有的只是一个拈线筒。这说明女性已经从基本的劳动生产中退出来，不再是生产活动的主力，而是作为生产的补充而存在。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随着在生产中的地位变化而变化，所以入赘式的婚姻形式已经随着男性在生产中、在家庭中的地位上升而被淘汰，取而代之的是女性的“入赘”，作为劳动生产的辅助和人类自身生产的工具而存在。 另外，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地区的传说故事能体现出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，比如说干木女神的阿注婚所表现的摩梭人的走婚制度。虽然我们不能把它同母系氏族等同起来，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许多母系氏族的特点，对于这种现象，我们应该理解为：虽然父权制取代了母权制，这是历史的必然，但从少数民族实际情况来看，这次变革是不彻底的，而摩梭人的母系家庭和阿注婚，也许就是在诸种因素下形成起来的变体。 还有“难题求婚”型故事，有学者考证，认为表现的也是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时期的婚姻形态，这里就不赘述，可参考黄大宏的“中国‘难题求婚’型故事的婚俗历史观——与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婚姻制度的关系假说”（延安大学学报·社会科学版1999.01） 汉族神话中也能找到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证据，有学者就把汉族的“鲧禹神话”中，“伯禹腹鲧”这一情节看成是“产翁制”的表现。产翁制就是妇女在分娩后数日或当日立即起床，照常参加劳动生产，丈夫则代替妻子卧床，模拟产妇生孩子的情景，并抚育婴儿。产翁坐月期间如产妇，受到特殊的照顾和医疗护理。亲友前来探望，向他表示祝贺。[11]我们现在看来可笑的习俗，其实就是父权制替代了母权制后形成的。男子不仅在社会和家庭、经济上居于主宰地位，就是那本来属于妇女特有的生孩子、坐月子的事，男子也要去做，证明男子在人自身生产这一过程中，仍然占着主要地位，这是男子维护父系血统，加强父权制的一种手段。[12] 还有学者认为“大禹化熊通山、涂山氏受惊化石、石破启生”等情节，是父系氏族与母系氏族的斗争的表述，详文请见“鲧禹启家族的崛起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”（作者：霍然，浙江社会科学2000.03） 诸多的神话、传说、故事都在给我们展示母权制被父权制所替代这一史实，从婚姻角度去分析该问题只是研究的一个角度。但是民间文学毕竟不是历史书，文本中还有许多更深邃的内涵等待我们去发掘，我相信通过分析大量的文本材料，结合人类学的相关知识，参照考古发现的佐证，一定会把这个“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”完整的展示于我们面前。 这就是我结合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——德昂族《腰箍的传说》、景颇族《结婚歌》，对其表现出婚姻形态进行分析，揭示出隐藏在文本背后的父权制取代母权制这一历史史实，并结合分析了现代某些少数民族的风俗根源。分析不妥之处，还望老师斧正。